|深度思考| 为何中国教会走不出去？

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的缺位

巴刻在《敬虔的奥秘》一书中论及《尼西亚信经》中教会的四个性质，分别是独一性、圣洁的、大公的和使徒的。

他特别论到教会的大公性是指「教会的普世性，意即教会在世界里存在，也是为了世界的益处，即对这世界有宣教的使命，因此这个词就如同一个路障阻挡一切形式的宗派主义和社会、种族的排他性，或任何非全球性的观点。」[2]

就教会的大公性而言，中国家庭教会在历史层面是与大公教会割裂的，这个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导致。

论及缺位，即表示我们必然认为教会应该补足和改变才能补足，问题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在宣教的事工上应该如何？

（1）政策上的限制

中国教会在跨文化宣教事工的缺位，无法绕开政策空间上的限制。暂且以三自两会和家庭教会来帮助我们理解。

在国内有着合法地位的三自教堂不可能有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因为他们不敢逾越国家法规的红线，莫说外出宣教，就是与国外宣教士接触，也得小心翼翼。

他们在教会观上是割裂的，教会的国家性被强调甚至是过于基督教会的大公性。

而国内的家庭教会则是另外一种窘迫的现状，他们本身就是在宗教政策打压的范畴之中，本身的生产就成为很严厉的问题，何况是跨文化宣教事工的敏感性。

2017年6月8日两位中国90后宣教士李欣恒弟兄和孟丽思在巴基斯坦被is挟持殉道一事，顿时使得中国教会再度确定政府红线。2018年2月1日正式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使得本来稍有起色的跨文化宣教事工受到间接打压。

（2）历史上的惯性

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过去的苦难不仅仅塑造了现在的中国教会，更塑造了中国教会的神学，以及牧长们对教会使命的认知。

不少中国教会的牧者论及跨文化宣教即色变，因为这种事工性质有悖于过去几十年的惯性思维。上个世纪的打压和迫害在他们心中带来很大的惧怕，以至于不敢在奢求其他的发展和参与。

虽然过去的历史铸就了现在的家庭教会，他们在神学上持守正确的圣经立场，但是在教会的思维中，教会的存立成为了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苦难也在塑造基督徒的述求：渴望自由的、基督化的国度。这就能够解释当政策稍微放松一些，教会就斥以巨资大肆修建教堂。

苦难塑造了中国家庭教会的政治述求，而这种述求并非是完全是圣经的，虽然这符合基本人权的述求，但是却不是圣经的最终述求。家庭教会在困难中形塑了一种基本的教会思维，安全是第一考虑，问题是，哪有宣教士绝对安全的呢？

从教会历史看来，其实神不是要借着苦难来停止教会的宣教事工，而是要借着苦难来推动教会的宣教事工。

如此苦难神学是放在神的心意中来思考，而不是在个人得失之中患得患失！

（3）神学上的偏差

非洲人悔改信主与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有何关系？就牧长和信徒而言，两者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单就教会对马太福音中的大使命的认知，就非常片面。

很多教会牧长都忽略了教会的大使命是关乎万民的（太28：19）！在宣教学的类别上，教会的福音使命应该包含M1同文化、M2近文化和M3异文化。

中国教会应该认识到圣经中的国度观，这样就能够很有力度的改善目前教会在神学上的偏差：

基督更是全地之主，在基督描绘的图景之中，救恩从来都不是关于某个民族的，而是关乎万民的，而基督把这使命托付给他的教会和门徒。

关于神学上的偏差和问题，这是我要在第二个部分重要论述的。

02

跨文化宣教缺位的神学危机

试论跨文化宣教的问题不仅仅是宣教神学的欠缺，更是中国教会观本身的问题。中国教会需要进一步的反思教会的大公性，以及信仰的永恒性，才能使得中国教会迈向跨文化宣教。

王永信牧师亦论到在华人教会中推动宣教极为困难，他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不过他并未很清晰的论述这三方面，笔者则认为第二点和第三点都是关乎同样的问题，就是教会论的问题，当教会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教会的一份子是不可割裂的时候，就会主动的开始挑起普世宣教的责任。

（1）犹太神学的狭隘：再思亚伯拉罕之约

中国教会在教会观上的欠缺，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导致大公性的缺失，以至于失去了作为普世教会其一的责任，本质上来说，这是教会国度观的问题，那从教会国度观的认知将绝对性的影响宣教的事工。

从旧约《约拿书》中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因为在一个教会的欠缺的国度观的时候，就很容易以受害者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然后自爱自怜，自卑自傲。以乔纳为代表的犹太人并未很清晰的反省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亚伯拉罕之约不仅仅是要祝福亚伯拉罕本族的人，更是要使万民得福。

当基督带来的时候，看见外院摆满了各种献祭要宰杀的动物，就是因为基督顾念外邦人，认为犹太人不应该占据和忽略外邦人的需要。以至于基督说：“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太21:13）”

（2）早期教会的反思：神心意中的真教会

了解教会历史和教会论，除了以弗所书，使徒行传更是立体的和我们展示了神心意中的教会。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即宣教的灵推动着全教会投身于普世的宣教之中。

简单说来，神心意中的教会是投身于大使命的教会：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 

在这节圣经中，很明确的提及了宣教的三个要素：

1）宣教的能力在于圣灵的赐下；

2）宣教的禾场是遍及万民传往地极；

3）宣教的核心是见证基督耶稣。从宣教类别看来，同文化、近文化和异文化三者应该是同时进发的，而不是完成了同文化再进而朝向异文化。[4]

这也是教会被建立的根本原因，存立与否全靠如此。

耶路撒冷教会因为遗忘了基督的使命，因此大受逼迫；而安提阿教会则根植与宣教的使命，打发优秀的宣教士去往各处，以至于兴旺非常。

早期教会在神学和体制上的更新，等到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之后才得到改变。教会观的整全过程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碰撞。

上帝并不是要教会在地上成为一个基督的王国，独善其身；而是要教会投身于使命，与万民共苦。旨在将基督的福音传至万民。

（3）蒙恩得救的再思：生命不只个人得救

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从国度和教会的角度方式，第三个方面笔者要从个人救恩的角度上方式。因为正是自私的教会造就了自私的信徒，有问题的教会神学带来了有问题的教会信徒。

很大程度上，中国基督徒信主被认为是个人的得救，与教会无关，更是与他人无关。这种得救观是功利性的，是民间宗教化的表现特征，他们只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得救了吗？

实际上，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是更多的关系他人的灵魂。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教会之所以无法胸怀普世，大多的原因是教会中的信徒在救恩论上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忘记了神不止是要我们得救，更是要借着得救的群体去传扬那救人的福音真道。

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的更新

教会如何才能对跨文化宣教做出有力的改变，成为末世的宣教大国？

宣教不能只是靠口号和某些先知的预言，而是要出于对大使命的根本性认知。并且中国教会必须要杜绝只有成长了才能宣教的观念，更新成为我们只有宣教才能达成教会的成长，因为这本身就是神的心意。

近来两年以城市教会为代表发起的2030运动值得关注，即2030年中国教会要差派两万宣教士和植堂5000家。[5]虽然过去不过两三年时间，2030运动的热度已然消减，但是该运动在宣教事工上对于中国教会有很大的提醒：

（1）就使命认知而言，值得嘉许

教会存在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基督的大使命。

换句话说，教会就应该成全和装备信徒，投身于基督的大使命之中。这大使命不独独是关乎我们自己民族的，更是关乎万民的。

相比以往，如今的中国教会更有属灵的担当，从使命的认知而言，总比以往更为健全。中国教会从来就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没有任何人、组织和手段能以使其割裂。

至此，中国教会不在是关顾自我生存的问题，而是将自己作为普世教会中的一员，思考中国教会在普世教会中的角色和责任。

（2）就中国世纪而言，需要商榷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是福音的最后一棒……”

诸如此类的口号这似乎是中国教会领袖最为喜欢听到的，言下之意是，中国在神福音的旨意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固然从宣教历史的角度而言，神在各时代所兴起的强国最终都有助于神国度，但是这不代表这种口号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基督徒的认知。暂且不说结果，即使最终确实成为了宣教大国，这种本位思想也只能给教会带来破坏，而不是带来真实的益处。

以来华宣教士为例，很多持有本位思想的宣教士，将地域文明强加于中国之上，就带来严重的碰撞和危害。

教会牧者必须清晰的认识到，压根不存在任何中国人的世纪，宣教本身所要见证的是基督自己，而不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教会的强大。

这种本位思想也使得中国教会在宣教事工很难与其他成熟的差会学习和同工。

（3）就口号宣言而言，更需冷静

“差派2万个宣教士和植堂5000个教会”的口号如今看来有些夸大，对此笔者十分认同梁家麟博士的看法：必须拒绝十五年内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式述求（回归耶路撒冷运动正是其中一例）！

中国教会的属灵根基与神学思考普遍浅薄，主导教会多时的敬虔主义只适合在困苦时期自保性的维系信仰，难以辅导信徒直面瞬息多变的现实世界，遑论以基督信仰的价值观理性参与形塑未来。

无论是神学思想或是行动实践，要说中国教会能树立典型、总结经验、提炼理论，对普世基督教作出长远的贡献，恐怕都得两代以后方能实现。[6]

即便有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开路，更应该警惕和小心。

04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诚实的面对教会现有的问题，才能有力的动员普世宣教。

教会要改变如今在普世宣教的参与，不仅仅是靠喊口号，而不能空有热情，而是要建立整全的教会观和宣教观，认知教会的使命所在，认知教会蒙福是为了祝福他人的原则。

盼望神在这时代使用中国教会，成为祂赐福万国的管道。盼望中国教会真能从「华民到万民」！

[1]梁家麟，《中国教会的崛起与海外华人教会》，39页。

[2]巴刻着，《敬虔的奥秘》，108页。

[3]王永信着，《福音入中国、福音在中国、福音出中国》，48页。

[4]腾张佳音，《本地宣教之投入与普世宣教之视野》，华传双月刊40，5页。

[5]路易斯•布什，《宣教中国2030运动的圣经框架》，今日宣教2016年3月，

[6]梁家麟，《中国教会的崛起与海外华人教会》，39页。